读全套１０册《吴宓日记续编》１９６５年以后各册（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４月第１版），会看到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：唐昌敏。
不过，这个“唐昌敏”既非教授、学者，也不是吴宓的亲友、学生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务女工。
“四清”风暴中的小插曲
唐昌敏得
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４日，西师保卫科限令邹开桂在两天内注销校内户口，搬出学校。吴宓年迈，日常生活离不开别人照料，但当时的各级领导都以“阶级斗争”为重，吴宓只得自行设法解决困难。于是，他想到了邻居田子贞教授家请的家务女工唐昌敏。
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：
１１：３０回舍，与田夫人郭毓琳言明，拟以其女仆唐昌敏大姐兼助宓办取饭、取开水之事，承允。旋与开桂议定……唐大姐正式工资三元，每月发薪之日付给，宓另于每月底，秘赐唐大姐五元，助其子贺国昭学费，实共月给八元。但在每月检查清洁及宓有某种特事时，须遣其长子贺国枢来助宓云云。以上均由开桂今晚告知唐大姐照行。（《吴宓日记续编》第６册，第４１５～４１６页）
从１９６５年７月２日邹开桂告别吴宓起，唐昌敏就承担起了吴宓的全部家务工作：从食堂取饭、烧开水、做菜、洗衣、打扫卫生、领取票证，甚至代吴宓寄信、汇款、存款取款……成为吴宓生活中离不开的重要角色。后来唐昌敏每月工资加为十元，以后又加为十五元、二十元，最高时还曾一度加到二十五元。
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０日下午，唐昌敏的丈夫贺文彬到吴宓家中拜访，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：
款以广柑酒，进茗，并同晚餐，各二馒、煮二鸡卵。谈次，知贺君隆昌县人，今年五十二岁，少贫，故虽保送中央大学中文系，而自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农业经济系。曾任农业银行职事，今为北碚废品收购处门市部主任，有子三人，长幼女二人，皆唐昌敏所生。（第７册，第１９９页）
使吴宓甚为高兴的是“贺君愿从宓问学，其读《吴宓诗集》颇细。”初次交谈，贺文彬就向吴宓询问了“吟诗惯诵南帆句”中的“南帆”是何意，吴宓作了回答。贺文彬又问“忍使曹仓居蠹鱼”中的“曹仓”，这却把吴宓难住了，他一时“愧不能答”――因为此句是吴宓的姑丈所改。这逼得吴宓第二天一早就起来翻检《辞海》《辞源》，找到答案后，给贺文彬写了详细的解答。
以后，贺文彬有时还来向吴宓请教英语方面的问题，或向吴宓借书看。显然，有了这层关系，唐昌敏与吴宓之间就比一般的“女仆”与主人的关系更融洽、亲近了些。
相对平静的生活很快又被打破，比“四清”运动更为狂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。吴宓与唐昌敏一家都在这场“革命风暴”中经受了水深火热的煎熬，他们的关系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
毫无“政治觉悟”的女工
在“文革”之初，中共重庆市委派驻西南师范学院的工作组发动教师们互相揭发批判，吴宓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。他的邻居田教授也不得不写了批判他的大字报。
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０日，吴宓在日记中记载：
唐昌敏来，密报田子贞写成（１０８）大字报，唐欲窥读，急掩盖之。唐谓‘宓亦可写大字报反攻田君’，云云。宓乃于晚饭时作短函致唐夫贺文彬，托劝告唐切勿窥读田君所写之大字报，亦勿来报告宓知，盖此举对宓非徒无益，且有害，云云。（第７册，第４９１页）
唐昌敏大概以为这样的批判类似于街坊邻里之间的斗嘴吵架，天真地想帮吴宓一把。可见她对“政治斗争”一窍不通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她才始终没有与“反共老手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吴宓“划清界限”，而始终只把他当作一个付给她工钱的雇主和需要她帮助照料的老人。
８月２４日至１１月底，经吴宓整编誊抄的日记全部被红卫兵拿走，看不到这段时间里有关唐昌敏工作的记载。直到１１月２４日的日记中才又出现了唐昌敏的名字：
以１．８０元购广柑（学校给票证）十斤，２８枚；赐予唐昌敏家１４枚，杨妪６枚，宓自食８枚足矣。（第７册，第５３８页）
三天后的１１月２７日：
近午贺国琼姊妹来，云：其母唐昌敏须休息两月养病。宓以广柑１４枚交付贺国琼带回家……（第７册，第５４０页）
不过，唐昌敏只休息了两天，就回来了。
１１月３０日：
唐昌敏仍来工作，今日午餐唐自制豆腐干炒肉丝（二角）……（第７册，第５４２页）
由此可知，唐昌敏并未被“反共老手”等罪名和抄家、批斗之类的“革命行动”吓倒。
难得的“美食”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云变幻，令吴宓这样饱经风霜的老人也瞠目结舌。先是工作组撤走了，“官办”红卫兵掌了权。不久，西师的造反派“杀出来了”，成立了“八三一战斗纵队”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４日，造反派在重庆城里与“官办”的“工人纠察队”、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等“保守派”发生了大规模武斗。吴宓在１２月６日日记中记载：
十二月四日下午重庆市工人纠察队在重庆体育场开成立大会，与在场之八一五及八三一纵队发生冲突，斗殴，互有死伤甚多；昨本校之八三一纵队竟捕去食堂之厨工（炊事员）数名，送城中拘押不放，今日西南师院全体厨工一致罢工，多人无所得食――宓幸赖有唐昌敏，仍可得美食如恒。（第７册，第５４７页）
每天在劳改队被监督劳动的吴宓，信息来源十分有限，而且不尽准确。在重庆体育场发生的“一二・四”大规模流血冲突是在上午而不是下午，“死伤甚多”只是当时的以讹传讹和造反派为扩大事态以打击“黑市委”和“保皇派”的宣传，实际上并未死人。不过，关于西师的炊事员（“工人纠察队”队员）被“八三一”抓去数人后引起全体炊事员罢工，“多人无所得食”的记载，应是无误的。而“宓幸赖有唐昌敏，仍可得美食如恒”，则可以从字行间体会到吴宓对唐昌敏工作非常满意。
“一二・四”事件后不久，造反派便以其“革命的暴烈行动”压倒了“保守派”，“八三一纵队”在西师占了上风。１２月２３日，教师“牛鬼蛇神”劳改队正式由“八三一”接管。从此，吴宓等人便改由造反派监督劳动与学习了。
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５日，吴宓去领取２月份工资，却被告知：中文系“牛鬼蛇神”教师只发给１５元生活费，其余“减发”（吴宓原工资为２７２．５元）。次日日记中说：
下午３～４唐昌敏来，宓与细谈昨减薪至１５元事，并表示宓当给予其入西南医院动手术之全部费用。（第８册，第５２页）
工资被减至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了，吴宓还要资助唐昌敏治病住院的手术费用（从他的存款中支付），可见唐昌敏的工作对他的重要。
３月７日，北碚区驻军宣布西南师范学院“八三一战斗纵队”是“右派组织”，勒令解散。次日，革联会所属的北碚区公安分局“压不倒造反队”、西南师范学院“春雷造反兵团”、重大“八一五战斗团”等发布《联合公告》，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、政、财、文大权。西师“八三一战斗纵队”被宣布为“反动组织”，勒令解散，其主要负责人被公安分局“压不倒造反队”拘捕。西师改由新成立的“春雷造反兵团”掌权。
处于劳改地位的吴宓对这样的形势变化毫无所知，日记中没有记载，但从日记中可以看到，唐昌敏又开始给他“制送肴馔”了。
此后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，吴宓继续每天在“劳改队”劳动或学习（只是监管者换成了“春雷”的人员）。唐昌敏继续为他做家务，并不以他为“罪人”而逃避。吴宓对她工作的满意，可从４月２４日的日记中看出：
午餐，米饭三两，唐昌敏自制豆腐、鸡蛋、鲜笋汤（二角），宓喜其素淡，叹以为美味。（第８册，第１１２页）
一个平民家庭在武斗中的遭遇
１９６７年６月，在西南师范学院爆发了重庆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冲突。吴宓在６月７日的日记中记载：
闻唐昌敏言：（１）昨日校内之战，八三一死八人，伤二百余人。（２）大雨，暂止；然今日仍有战斗。（３）大小校门已摧毁，故今日出入无阻。（４）校内电话线已割断；自昨晚起，不复闻八三一之广播矣。（５）昨日下午军工队来援八三一者，为八一兵团阻击于井口，战斗死伤。（６）八三一今势蹙，故凡家中有大人或子女为八三一队员者，其家今皆栗栗危惧，恐春雷及其友军来抄家、捕人；吾邻左右数家，已将重要衣物送至校外藏匿，且送幼孩至乡间暂住云云。（第８册，第１５０页）
唐昌敏向吴宓报告的消息中，有关死人的多系不实传闻，其他情况则大体属实，特别是“凡家中有大人或子女为八三一队员者，其家今皆栗栗危惧”，实际上也代表了唐昌敏的心情。吴宓很快就听到了她告急。
６月８日：
夕，唐昌敏率其长女贺国俊来，贺国俊系八三一队员，今惧为春雷方面搜捕，决即逃走，而旅费尚缺１５元，求宓赠助，宓袋中仅有９．３０元，即以九元与之。（第８册，第１５１页）
６月９日：
唐昌敏之次子贺国昭为八三一队员，本月六日校内大战中，有人见其左颊负微伤，仍续战斗。是日，战前，曾来见其母（唐昌敏），以其八三一队员证章等交其母，且为诀别之辞。……至今日下午，犹不见回家。悬知必已战死矣！……唐昌敏告宓时，涕。（原文到此中断，以后部分日记被抄走后失去。第８册，第１５２～１５３页）
唐昌敏之子贺国昭，当时是重庆市第十三中学（在北碚）初中学生，说他是“八三一队员”其实不确，只能说是“八三一”这一派的人员。十三中“九八战斗团”，是与西师“八三一”有着相同观点并且在“镇反”运动中一起受到过打击的学生组织，是北碚地区“砸派”（“反到底”派）的主力之一。
吴宓大概也为之担忧、焦虑了一夜。
６月１０日：
宓谓唐昌敏云：贺国昭或未战死，而随八三一军撤退。果尔，下午贺国昭竟生还，来见其母，匆匆又去，将续在八三一军中作战，以潜伏校内之军工队之援助，准备抗击再来攻击之八一兵团云云。（第８册，第１５３页）
祸不单行。１９６７年７月４日，吴宓又记载了唐昌敏家新的不幸消息：
上午８～１０菜圃上班；到者四人（同昨），所闻……（２）在碚市，两派沿街挨户搜捕敌派人员（唐昌敏言：其长子贺国彦已被捕，送至江北安置）……（第８册，第１７２页）
武斗造成的紧张局势，使唐昌敏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。吴宓７月８日日记记载：
唐昌敏今日上午１０时入校，曾见其次子贺国昭来同午饭。下午４时回家，被阻于大校门，不放出（谓‘恐为春雷报告消息’）；４∶３０宓教其再往求查明放出归家（不再来校），须详说伊子女皆八三一队员，今长子被春雷捕囚，次子贺国昭（曾奋战受伤）今在校，请寻来认明、作证、保释其出校云云。唐去，至晚未返此间当已得放出回家矣。（第８册，第１７７页）
吴宓深为唐昌敏的安全担忧。７月９日日记：
作短函与贺文彬，请劝阻其妻唐昌敏勿再来西师为宓服务……唐昌敏（已得出入证）复来，宓责令速回家，勿再来校（恐市中春雷疑彼为敌谍报）……（第８册，第１７８页）
为了唐昌敏的安全，吴宓甚至“述生活安适情况”来让她放心。实际上，离开了唐昌敏的工作，他的生活是很难“安适”的。
吴宓发火
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，老先生与家务女工唐昌敏一家人，在这“全面内战”的日子里已经建立起患难与共的友谊。但是，不久因一偶然事件，吴宓却对唐昌敏大发了一顿脾气。
事情原由是吴宓托老友、已故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女吴汉驺买英译本《毛主席语录》，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局里继续研读英文用，而他们“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、思想”，却“擅代订购”了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袖珍合订本，还给他寄来“宓向不佩带”的“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”。吴宓为此而“怫郁”、“甚怒”：
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７日：
宓今日特为悲愤，似觉死期将至。以驺禀，怒不可遏，遂迁怒于唐昌敏，责其生姜桔皮汤不早煎就，且告之以宓不日即死，健康已大损（唐云：伊已察知），且将受全院斗争，定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云云（盖已不能控制自己矣）。（第８册，第３１０页）
吴宓赌气说自己“不日即死，健康已大损”，朴实憨厚的唐昌敏竟天真地回答他说“伊已察知”（她已经看出来了），读到此处真叫人忍俊不禁。
唐昌敏当然会明白，吴宓发的无名火只是“迁怒”于她。但她决不会想到引起吴宓发怒的原因会是一本“红宝书”。
转眼又是春节。在１９６７年春节除夕之夜，吴宓曾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：
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。倘于１９６６春死去（病殁）宁非宓之大幸；今惟祈速死而已。（第８册，第３８页）
而在１９６８年春节之前，吴宓的心情就大为不同了。他在１月２１日日记中写道：
若但论宓个人生活（饮食起居），今冬实较安适如意，而前冬（在中文系劳改队受八三一管制，值唐昌敏又重病久请假）则最劳苦困穷之时也（就宓一生作比较）。（第８册，第３６０页）
因此，这天“唐昌敏来，宓付给一十二元为赠助其全家过春节（阴历年）。”
从“惟祈速死”到“安适如意”，两个春节、两种心情的巨大反差中，也可看出唐昌敏对吴宓生活上的细心照顾有多么重要的作用。
相濡以沫
１９６８年６月２日，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。然而，两大派武斗并未因此停息。６月１８日下午，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，为表现自己掌握了“斗争的大方向”，召开批斗“走资派”、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大会，吴宓日记记载：包括他在内的“各类有罪之教职员（皆曾为张永青所尊礼、宠用、包庇者）共十六名，分列两侧，陪斗（同受斗争）”（第８册，第４８０页）。在大会上，吴宓不断挨打，学生们用竹条、树枝或扔小石子打他，在被押进会场时，“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（此时最痛）”，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大会批判发言中，“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”。批斗会结束后，吴宓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中，身边没有亲人，他的痛苦，他的怨愤，都只能向家务女工倾诉：
以所历简告唐昌敏。视表，正夕５时。所历共只３～５两小时，而在台前曲躬俯立，则觉其长且久也！又按，宓自１９０４冬夜，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，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！（第８册，第４８２页）
次日：
唐昌敏以药敷宓伤处（左肩胛骨之下尖，肤色红肿，未破）。（第８册，第４８３页）
６月２１日，吴宓再次在批斗会上被打伤。当天大雨，学生还将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夺走扔掉。回家后，吴宓将情况告诉了唐昌敏：
唐昌敏导某邻童入大礼堂，寻取宓之草帽，未得……唐昌敏买白酒三两（二角四分）来，以酒浸药（药名红油克膏，治跌打损伤），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伤处。（第８册，第４８８页）
这时，唐昌敏俨然是吴宓女儿一样的精心照顾、护理他了。孤独的吴宓真是万幸，在这样“千夫所指”的恐怖日子里，总还有一个善良的唐昌敏在他挨斗挨打后听他诉说，为他疗伤，为他寻取被人恶意扔掉的草帽……
吴宓并非不懂人情世故的迂腐学究，他也对唐昌敏表现出了应有的关心。
７月１６日：
唐昌敏病假，遣其幼女贺国琼来代治馔。宓午饭毕即遣琼归，命勿再来，而自约定曾媪（１０４室之女工）暂兼为宓治三餐，每日烧开水二瓶（余事宓自为之，或暂停）。（第８册，第５０２页）
唐昌敏与吴宓之间，早已超越了雇主与雇工的关系。相互关心，相互帮助，成了他们之间很自然的事情。当吴宓因工资被扣发打算少吃鸡蛋时（他的习惯是每天早上吃两个鸡蛋），为了吴宓的健康，唐昌敏甚至主动提出可以减少她的工钱。
从“已成半死”到“死去复生”
１９６９年５月９日，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，两个将吴宓“揪”着押进会场的学生恶意将他推倒，致使他腿骨跌断。在极为痛苦的情况下他仍被迫跪坐地上接受“斗争凡历三小时”。批斗结束，吴宓被架回住处时“已成半死”（５月９日日记，第９册，第１０４页）。此后，吴宓“全身疼痛，在昏瞀之中，似两日未饮、未食，亦未大小便”（５月１０日、１１日日记，第９册，第１０４页）。就这样，他仍被强迫写交待材料，接受批判。
１９６９年６月，吴宓在交待材料中写道：
自１９６９六月二十一晚起……宓皆在本室安居，养伤、休息。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，仍得过安适闲静之生活，有如死去复生。（第９册，第１２７页注２）
吴宓这段时间的日记被工宣队、专政队抄走后“丢失”。好在这些交待材料和报告，保存下来一点对当时情况的记载，使我们得以看到吴宓“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”和唐昌敏是在何种情况下服侍他的。
１９７１年３月３日，闻西南师院将奉命搬迁，原址让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，吴宓日记中记载：
午餐，米饭三两。唐昌敏送来青菜头素烧一罐……曾、唐皆以因宓去而全失业为忧。唐尤以与宓别离而伤心泣下，始悉唐所最苦者，为彬之嗜好烟酒，不善经营，虽子女皆已成立，而所欠曾、钱、孙诸家借债至１２０元之多。（第９册，第２０５页）
３月４日：
唐昌敏送来肉屑炒豆豉一罐……唐已在家午饭，遂在此为宓补蓝棉袄。又缝小被，其白布里、棉絮，皆旧物。原蓝布面，几经补缀多破，此次拆洗后，唐径弃之，而易以新布面（红色杂景印花布面），乃唐用其子所购而赠宓者也。（第９册，第２０６页）
吴宓因担心搬走后与外地亲属通信不方便，托唐昌敏继续为其收转信件。
４月４日：
唐送来海带片汤一罐。唐惟恐连累及其夫妇，不愿为宓代收信及汇款。宓答以“今后决不再渎烦”。（第９册，第２４１页）
但从后面的日记中可知，此后唐昌敏仍然继续为吴宓收取和转发信件。
最后的交往
腿伤致残的吴宓在梁平度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日子。１９７１年“九一三”林彪事件之后，“一打三反”、“清查五一六”等令人胆寒的运动不了了之，吴宓没有再挨斗。他一再报告、请求，终于获准返回北碚。
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５日，吴宓从梁平搭乘返校的汽车回到了西师。他当天日记记载：
夕晚唐昌敏来，持手喜极欲泣。（第１０册，第１５１页）
犹如大难之后的亲人重逢，“持手喜极欲泣”，寥寥六字，欢欣激动之情跃然纸上。
这时，“九一三”事件已经在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荡。许多人从盲目迷乱的政治狂热中摆脱出来，或者觉悟，或者感到幻灭。一些年轻人开始学习久已被冷落、鄙薄的文化知识。
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４日：
晚餐……唐命贺国彦送来煮豆花一大罐……贺国彦喜诗词，好读书。宓为讲说“中国古体近体诗之形式、格律”。至晚８时，始去。（第１０册，第１９７页）
１０月５日：
晨，为贺国彦撰写《中国诗之形式与格律简说》，附图。午餐……唐命贺国彦送来豆腐羹一罐。始知，好读书而欲学诗词者，非贺国彦，而为其弟贺国枢也。４时，贺国枢送晚餐馔（炒菜）来。遂授以《中国诗之形式与格律简说》，并为讲解。（第１０册，第１９７页）
吴宓分不清贺国彦、贺国枢兄弟，是因为他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，经常看不清来人的模样，在梁平时就曾因此被人骗走过钱物。
在唐昌敏的儿子贺国昭下乡当知青时，吴宓曾给过资助。这时，贺国昭想争取调回来又遇到困难（办事需“走后门”），吴宓又决定给予资助。１９７３年１月７日的日记记载：
贺文彬与唐昌敏之幼女贺国琼已回家，现随父在废品公司任职，月薪１８元余。今惟幼子贺国昭仍在农村劳动，１９７３九月可望归家，每月须交际费１０元，即购茶叶等，馈献其在乡之领导人，以求得放归，云。宓当允议，愿在宓月薪收入为今之三十九元时，每月当济助贺文彬此项五元；宓月薪收入为二百七十二元时，每月当济助贺文彬此项十元云。（第１０册，第２７５页）
当时吴宓尚未恢复全薪，无力拿出更多的钱来资助。
１月３１日：
贺文彬又为谋贺国昭得由农村调回，求宓月给１０元，买茶叶等送贿领导人。宓答以，新年一次则可，长期则嫌多，云云。（第１０册，第２９６页）
２月１日：
今夕，付与贺文彬１０元，为新年送贿在乡领导人（以后每月五元），俾贺国昭得早日释放回家。（第１０册，第２９７页）
２月３日是春节，日记中说：
唐昌敏来拜年，行礼。见其面容浮肿，似病患甚深?（第１０册，第２９８页）
此后几天，都是贺文彬为吴宓送来唐昌敏做好的菜肴或元宵、面条等食物。在生病的情况下，唐昌敏仍然坚持每天给吴宓变换着花样做菜，如：２月７日是煮芋头片汤，８日是豆腐丝，９日是豆花，１０日是木耳金针烧猪肉……
《吴宓日记续编》中有关唐昌敏的最后一则记载，是她为吴宓做菜，由其丈夫贺文彬送来。时为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３１日：
今日正午，贺文彬送来（一）红苕四块（二）鸡蛋豆腐蔬菜汤。宓以（二）加入红苕重煎为晚餐。（第１０册，第５６４页）
因为此后的日记无存（或许是本书编者暂未找到），不知唐昌敏与吴宓的这种雇佣加亲人般的关系是在什么时候中断的。
吴宓晚年生活中的这个侧面，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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